说到民国风月，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到大上海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和百乐门舞池中那些包裹在旗袍下，令人心旌动摇的曼妙身姿。说到民国女性，大家也许会想到才貌双全的林徽因，恃才孤傲的张爱玲，文采斐然的吕碧城和风流婉转的陆小曼。如果让我让民国众多才女中挑出一个没有沾染民国时期红尘俗世与浮躁喧嚣的女性。我想，大概非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琦君莫属。
琦君，原名潘希真，浙江温州人。说到琦君，大家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她的作品《橘子红了》，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为大家所熟知。品读琦君的作品，就仿佛一位身穿校服，手持一卷书的民国少女，向我们款款走来，她的身上，偷着一股大家闺秀的青涩纯美，周身散发着让人舒适的温度，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独有的柔和与恬淡。
一、母亲的蕙质兰心与慈悲向善深深的影响着作者的成长
在琦君的作品中，关于母亲的篇幅是最多的。而母亲对琦君的教诲是温柔且严厉的，充满了中国古典女性的温婉善良与佛家慈悲为怀的意味。在《和妈妈同生肖》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天夜里，母女俩都钻进了被窝，小琦君躺在床上看书，忽然听到响声，原来是有条灰白色的大蛇溜进了屋里内。妈妈不慌不忙，拿起衣橱边的阳伞，把伞柄伸过去，嘴里念着：”出去吧，出去吧”。妈妈似有降龙伏虎之功，阳伞变魔伞，大蛇竟缠在伞钩之上，慢慢游出房门去了。妈妈爬上床，紧紧抱住女儿，原来她吓得瑟瑟发抖。在惊恐之后女儿问母亲 ：”为什么蛇为什么要来呢？有人说蛇出现，家宅不宁。”妈妈想了一下，笑起来说：”因为我俩都属蛇，它来看我们呀”。妈妈又说：”没只要心怀慈悲，不杀害生灵，凡事逢凶化吉。”听妈妈这么说，我也再也不怕蛇了。
这篇文章虽短，却将一个饱受佛家文化熏陶，用佛家化烦恼为菩提的理念去消解女儿心中恐惧阴影。一个伟大母亲的形象被刻画地惟妙惟肖，跃然之纸上。这种宁静祥和的母爱一下子就与读者拉近了心理距离，产生了心灵共鸣，这篇清雅俊秀的文字细细读来，仿佛走进中国乡村那水墨画那样的优美境地。
事实上，母亲对小琦君还是比较严厉的，因为小琦君也有调皮犯错的时候。在《妈妈罚我跪》一文中这样写道，
因为偷吃了一块用来供佛的红豆枣泥糕，不等妈妈说，小琦君就自动要求去佛堂罚跪。因为佛堂里不但有外公用软蒲草编的蒲团，而且还有一大盘正在佛前供着的红豆枣泥糕等待享用。因为怕她再偷吃，妈妈就让她在厨房罚站。
想不到下午老师让她背《孟子》，老师家的佛堂供着的居然也是红豆枣泥糕，闻着那诱人的香味，心猿意马的小琦君”竟结结巴巴”背不全了。老师很生气，要她”跪下”。作者只好乖乖儿走到佛堂前，跪在蒲团上。老师更生气了，让她跪在地板上。我说，”老师，我边跪边拜佛好吗？我会念心经、大悲咒，妈妈教我的”。作者以为是自己那一脸的虔诚，感动了严厉的老师，他拿来一串念佛珠挂在我脖子上，我就闭目凝神地念起来，越念越高兴。作者双膝跪在然绵绵的蒲团上，眼睛注视着香炉里升起的袅袅青烟。心中想着：”每天清晨随妈妈并排儿跪着念佛经时，妈妈一脸的虔诚，使我有一份说不出的安全感，作者 才知道罚跪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对自身错误的反省。
二、琦君虽命运多舛，作品却清新自然不惹红尘
可能有人会说，这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经过人世间苦难，生活在深宅大院中的不谙世事的闺阁小姐。事实上，琦君的生父潘国康常年在外经商，与生母关系不睦。在她刚刚一岁的时候生父就撒手人寰了，她的亲生母亲认为她是这个不详之人，把她丢在地上。她是由伯父潘国纲和伯母叶梦兰抚养长大。也就是琦君生活和作品中投入感情最多的父亲、母亲。琦君1949年到了台湾，服务于司法界，见证的都是人间至丑至恶。但这些也丝毫没有影响到她对待万事万物所保持的至善至美的态度和诚挚情感。
深受传统封建思想影响的父亲在新时代的思想影响下，没有忠实于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姨娘。这个”二妈”，与日渐憔悴的母亲相比，肤白貌美，时尚摩登。
书中写到：姨娘洗头从不拣七月七，洗完后，一个小丫头在旁边用一把粉红色大羽毛扇子轻轻地扇着，飘得人起一股软绵绵的感觉。父亲坐在紫檀木塌床上，不时偏过头看她，眼神里全是笑。姨娘抹上三花牌发油，香风四溢，然后坐正身子，对着镜子盘上一个油光闪亮的爱司髻，我站在边上都看呆了。
姨娘请了一个包梳头的刘嫂，”什么凤凰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换样子，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袅袅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
从这些文字中，根本看不到一般清宫剧、家庭肥皂剧中那种常见的深闺幽怨与蚀骨刻心的仇恨，也没有心灵扭曲撕小三的怨毒。不是母亲不埋怨父亲的冷落和移情别恋，也不是母亲冷眼漠然般的死木槁灰对待父亲带回来的二姨太，只是母亲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与保守，屈辱和忍让把这些痴心嗔念深埋在心底，生怕把这戾气扭曲了女儿那纯洁的心灵。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看到姨娘请了”包梳头”刘嫂后，母亲也请了一个”包梳头”陈嫂。这个陈嫂，与母亲的形象截然相反，
“一张黄黄的大扁脸，嘴里两颗金牙露在外面，一看就是个爱说话的女人。”
陈嫂和刘嫂在为母亲和姨娘背对背梳头的时候，从参谋长的三姨太说到赵老太爷的大少奶奶，叽里呱啦的说着别人的家长里短，蜚短流长，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播弄是非的”传闲话”式人物。姨娘和刘嫂有说有笑，母亲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句也不搭腔，闭目养神， 陈嫂约梳越没劲，不久就辞工不来了。
由此看来，母亲也羡慕父亲为二姨太置办的漂亮的头面首饰和新式发髻。正是这种进退有度和安分守己，才更加贴合我们心目中，中国传统女性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这使得琦君的作品细细读来，充满了慈悲为怀的佛家气度，淡化了中国妇女作为主母常年备受冷落的幽怨的气息，丝毫没有扭曲母亲慈爱与宽容的形象。
三、作者少女时代就善解人意，成年后明心见性与姨娘相依为命
有意思的是，琦君代替母亲和征战在外的父亲写信的过程中，经常自作主张的代替母亲撩拨一下负心薄幸的父亲。
当时琦君正在家乡读书，按照老师的规定，每个月要给父亲写两封信，一则表示孝心，二则练习作文。琦君觉得很辛苦，因为女儿给父亲的信，必须要纯粹用文言文，不能夹文夹白；要用正楷来写，不可潦草。最后还要拿去给老师过目，经过老师修改后，还要重抄。
琦君最开心的就是替母亲写信给父亲，可以用白话文。用母亲自己的口气，写她心里的话，倒是很过瘾。而这种家信，老师除了错别字，基本上是不修改的。
在信末，懂事的调皮女儿总是加上一两句“语已多，情未了”；”预寄两行相忆泪，长江不肯向西流”等情意绵绵的句子，连老师看了也是莞尔一笑，不予删除。当琦君把信和诗念给母亲听的时候，她总说：”我哪这样讲嘛”。嘴角笑眯眯，我知道她心里正是要这样讲呢。文字俏皮可爱，不失童真意趣，将母亲的绵绵相思和爱意深沉表达的细致入微，于字里行间透露着浓浓的东方韵味。
而琦君也曾经替姨娘为父亲写过家书。对于这个抢走了父母爱情的女人，琦君的心情是复杂和矛盾的，但又不得不做。于是，在姨娘口述，琦君代写，写完后由不太识字的姨娘重抄后寄出，也算完成了鸿雁传书，以解相思的复杂过程。
后来，父亲去世，母亲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难与共的伴侣。姨娘因事来上海，为琦君带来了母亲的照片。我呆呆地凝视着照片，满腔心事，却无法向眼前的姨娘倾诉。姨娘似乎很体谅我思母之苦，絮絮叨叨地和我谈母亲的近况。正是因为母亲的隐忍不争，宽容谅解，使琦君也充分理解了姨娘跟着父亲享受了二十年荣华富贵，一朝失去依傍的那种空虚寂寞，彼此的仇视终于消解。到了台湾以后，姨娘成了她在世界上健在的唯一亲人。两颗寂寞的心，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彼此温暖，照亮。
正是这种唯美隽逸，宁静祥和的心态才使她的作品里没有呈现出民国特有的或慷慨激昂、或浮躁喧嚣、或哗众取宠灯、或红酒绿的习气。这才是根植于每个中国人骨髓中，儒家传统思想所能体现出中国人所独有的本体语言和审美意境。她的作品从容淡泊，娓娓道来，是民国风月人物中最具禅意和空灵之美的杰出代表。